作为一个通俗历史的写作者，“有趣”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一不小心就会陷入“卖不动”的可怕陷阱，被市场淘汰出局。在我的同行们纷纷铆足了劲儿“讲段子”与“说书”逗读者们开心时，我深深抱歉于自己欠奉的搞笑能力。我一边十分刻苦然而并无成效地满足市场的需求，一边总想起钱穆在《国史大纲》里写下的那句广为流传的名言：“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我想并不是任何时候，搞笑都是合适的表情。司马迁写作《史记》时必然未曾把“搞笑”作为目的，但幽默、嘲讽、怜悯与可读性，无一不缺地出现在《史记》的文本里。
所以我想，如果读者的情感没有被麻痹到只剩下接收“搞笑”的刺激，那么在阅读过往历史时，作者应该可以向他们呈现更复杂的人格与情感，而不是不同名字的“笑星”。通俗历史的叙事要有可读性也并不只有“逗乐”这一条窄道。所以我决定在这本书里做出一次尝试。这本书里的每一篇文章都有一万多字，有些甚至两万，比起读者们习惯的三五千字讲完一个故事的“公众号”篇幅，它更具体、更完整，也包含更多的线索与角度。在编排上，开头与结尾一篇讲“时代”，中间六篇讲诗人的心灵旅程。当我开始创作这一系列文章时，自认为没有任何难度——从识字开始，他们就是一再出现的、最显赫的名字。但真正开始写作，我才发现，我不了解这个时代，也并不了解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人生。感谢一年半的写作“强制”我补上这一课，也希望我的读者们受惠于此。
这本书里提及的人物与事件不论是在他们所处的时代，还是在之后，都足够有名。它本应该像苹果树上掉下来的就是苹果一样，具有足够的确定性。事实正相反，哪怕在这些声名显赫的人物这里，检索过的材料越多，不确定也越多：不确定李白究竟去过几次长安，不确定马嵬驿上太子究竟是不是秘密策划了针对老皇帝的兵变。至于这些诗人们的生平大事年月，更是聚讼纷纷，成了许多文学史专家一辈子的课题。在这本书里，我们不断出入《资治通鉴》《新唐书》《旧唐书》及相关笔记小说对于同一个场景相关材料出发自不同立场的不同解释，仿佛在这个时间点，空间展开成不同的平行宇宙。
过往优秀的历史学家们在考据之后，给出了他们的选择。“拾人牙慧”的我并不打算判断他们选择的对错，但是我希望借由他们的不同选择提出这个问题：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历史”？从希罗多德落笔《历史》时的“传说”，到左丘明在《左传》里一再提到的梦境与占卜，历史学家们在严肃的思考之后呈现的并不总是我们想象里可以轻松证实或证伪的“事实”，甚至不是同一套事实。他们致力于阐述历史的规律与教训，而难以连贯解释甚至互相抵牾的事实的空隙，必须以想象和角度填满。
历史学自然将“真实”作为一种美德。但自从十九世纪历史成为一门学科，历史学家们慢慢发现，“历史”与科学语境里可以被反复证明的“事实”总有渐近而不能至的距离。
更晚近的历史学家们开始反思这种“渐近而不能至”。无法从叙述语气、角度和手段中剥离出的“事实”，同样事件多种叙事的并存是“缺陷”“错误”，还是历史作为一门有关人类思考与活动的学科的一种本质特征？更晚近些的历史学家（比如罗兰·巴特、海登·怀特）甚至认为，比起科学，历史更接近文学，脱胎于对语言的操弄的历史比起客观存在，更是一种叙事技术。